80年代中期文界一件有轰动效应的事是北大黄子平、陈平原等人在现代文学研究一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其后不久，复旦大学陈思和等紧承其绪，更深切地主张“重写文学史”。
然而事情又急不得。文学史当然不能如报纸杂志般地每天、月一期，公布最新的“行情”，但也永不会等来尘埃落定可以潜心放笔的一天。似乎就得指望着文学史家有责任地有情怀地与时代共进，“记录”般地做出“同步”反映。一方面把新见尽快积淀下来，另方面又不断在“改写”。如果就此情况而言，则陈平原氏可称是从无少懈，一直以一种罕见的忠诚，承诺着十几年前提出的口号，艰辛地行进着，且已收获不凡。1999年版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是一本论文的结集，笔者以为这不同时下屡见不鲜的售新搭旧的做法，而是陈氏以此来昭示他在此路径上的“足迹”，由深一脚浅一脚的“点”而逐渐走出了一条颇具己意的“线”，其实也很偶然，我无意中翻检把玩，看到其间《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篇中的一节《学界边缘》，不觉精神振奋，觉得虽仅此一“斑”，也依稀能见出全“豹”。不妨拣出，作一个几年来在这条路上奋斗和收获的证明。
在此节里，陈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鲁迅本颇有著述中国文学史的志向，也不乏史识、史学与史才，却为什么终究长才未展，赍志而终？
鲁迅一不乏著史的长才，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足堪为证；二不少著史之热烈向往，这从陈文引的鲁迅的大量书信中斑斑可见。然而这部写出来有理由相信会是彪炳千古的著作竟一直仅存于鲁迅的梦想中。“《广陵散》绝矣”，铸成永久的遗憾。《中国小说史略》等至今无人超迈，这部已被鲁迅准备再三的著作应该更具质量的。
谜底何在？陈从鲁迅来往信函中概括出可能的原因四种：“……其理由可归纳为生活无法安静、缺乏参考书籍、过程过于浩大以及‘没有心思’等四种”。若按我们一般思路，恐怕主要原因只能在前三种，特别是第三种最为可能，而“没有心思”能算的上一种原因吗？似乎把它列入都有些勉强。然而，陈却指出这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缘故。既然文学史著作是现代教育体制的产物，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就只能产生在讲授此门课程的学者之手，很自然，教学生涯应该就是“有心思”的最主要原因和条件。陈指出：“鲁迅因在北大等校兼课需要课本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因在厦门大学任教‘须编讲义’而完成《汉文学史纲要》”。而对于其后，陈不禁问道：“上海十年，鲁迅没有重返讲台的设想，还有必要苦苦追求文学史的编纂吗？”下面的话朴实无华，然而思路恐怕只有特别重视学术变迁的社会因素的北大人才会有的：“大学教授编文学史是一种本职工作，是完成教学任务并获取劳动报酬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指望靠出版教材谋生。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鲁迅则不能不考虑从事文学史研究的投入与产出———这无疑是一项无法迅速获得稿费或版税的‘长线工程’。并非真的有钱且有闲的鲁迅，其实不应该选择此类课题。”（50页）。学术史如同许多事情一样，命运之手只是在最后关头没有在鲁迅身上鬼使神差地推上一把，把他再度推上大学讲台，就是这细微的缘故就使本可能享誉千古的一部文学史著作终于胎死腹中了。陈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阴错阳差的背后是社会、文化在隐隐发生着作用。身为鲁迅也要受人间烟火的限制。
而陈平原，一、发现了鲁迅与文学史著述的这桩公案，二、找到了公案背后的答案，目光可称犀利。但我们仍不禁在想，某种情况下，会不会是“史从论出”呢？这会不会是陈精心结撰的一个“说法”？因为，很简单，如果说鲁迅不当大学教授他便未能写出文学史，难道写出的文学史就皆出于大学教授之手吗？其实，陈对此也已是再三再四虑及并考察过的：“不是说撰写文学史非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莫属，也有不少文学史出自书局编辑或自由撰稿人之手。”（50页）。但不成问题的事在鲁迅身上却成了问题。旁人皆可，惟鲁迅不可。陈是凭“鲁学”的深厚学养看出这一点的，陈紧接发问道：“可那种常见的连编带抄的著述方法，又岂是鲁迅所能接受的！”（50页）此话十分关键，然而必须有深切不移的史料为证。而陈的厚积薄发也正于此可见。为把这句话落在实处，不惮做最心细如发的考订。“连编带抄”的这句十分关键的话，陈作了注解，显出他语无轻发而句句有来历，注解说：“如谭正璧……自称：‘既成为编，就不妨采用现成的好材料’。”（51页）仅此一句，真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然而这“四两”又来得谈何容易？其实在前，陈也已说过：鲁之所以终与文学史著述无缘，是出于“不能”与“不为”两方面因素。不过因他已经把“不能”阐述得足以担当，使人一时忘记考究“不为”。然而陈却不肯轻易放过，其针脚细密如斯。“不能”是因为没有写教材的压力；“不为”则是因一，自视甚高，不鸣则已，一鸣定要惊人，“‘清儒家法’使得鲁迅要么不做，要做就‘先从做长编入手’。”（51页）；二，观念中终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51页）
也可说就是鬼使神差，也可说就是理有必然，不管怎样，陈最后感喟：“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今日看来，遗憾中的不遗憾，是谜的揭示，更要紧的，文学史研究之船是从这里慢慢起锚，带着观念，驶向历史深处。对未来文学史的形式，我倒是这么想，尤其在看到平原先生实绩后，觉得它实在应该是并不那么整齐划一的，因为人实在是丰富的，作出来的学术应该千奇百怪，我们祖宗的“词章”、“流别”倒是多少照顾了这一点，其实陈在此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点——拨开观念及方法上的陈腐，还本来面目。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陈平原著，广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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